第三十六章 盖章的人

周日清晨的雪，下得悄无声息。

我刚从宿舍出来，就看见几个临时工围在仓库拐角，人影晃动，声音压得很低。

我心里一紧，几步冲过去，拨开人群——老耿躺在地上，脸色青灰，嘴唇发紫，身下那滩血已经被冻成了暗红的冰碴。

“老耿！”我跪下去扒他手腕，脉搏细若游丝。

有人颤声说：“早上开门时发现的……一直靠墙坐着，手里还攥着螺丝……像是想修那个漏油的千斤顶。”

郑医生是我在厂医院门口截住的。

他推着自行车，金丝眼镜上结了层霜，听完一句话没说，掉头就跑回诊室。

手术室的灯亮了整整三个小时。

等我赶到时，走廊里静得吓人。

郑医生坐在小凳上，白大褂没脱，手里捏着一张写了一半的病历纸，额头全是冷汗，指节发白。

“胃穿孔，饿出来的。”他抬头看我，眼底布满血丝，“半年没正经吃饭，靠止痛片撑着干活……这种年纪，这种身体状况，术后必须补充营养剂，否则根本扛不过三天。”

我问：“水解蛋白呢？葡萄糖注射液呢？”

他苦笑一声，把病历递给我。

上面写着“患者因工伤导致急性消化道穿孔”，但“建议使用高营养支持治疗”那一栏，被红笔狠狠划掉了。

“医院没货。”他说，“省里调拨卡住了，市站也没库存。除非……拿双倍油票去黑市换，或者——”

他顿了顿，声音压到最低：“找内部渠道。”

我盯着他：“你是医生，开个条子不行吗？”

郑医生猛地抬头，眼里全是挣扎。

“我签了二十张虚假病历，给过夜班工人补体力，给女工安胎保胎……可这次，真救不了。”他嗓音沙哑，“王老虎昨晚放话了，谁给老耿用药，就断谁家孩子的奶粉票。他老婆还在哺乳期，孩子才四个月……”

那一刻，我站在昏黄的走廊灯下，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窜上来。

不是因为冷，是因为愤怒。

老耿是什么人？

三十年工龄的老保管，一辈子没拿过厂里一寸螺丝，连扫地都把铁屑捡干净。

他就因为不肯给王老虎做假账，被停了餐券、断了副食供应，硬生生饿出穿孔！

而这些人，还要用一个婴儿的奶票，堵住医生的嘴！

我转身就走，脚步越来越快，最后几乎是跑起来的。

技术科的门虚掩着，苏晚晴还在伏案校图，台灯映着她侧脸的轮廓，安静得像幅画。

听见动静她抬头，眉头微皱：“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我没回答，只说了一句：“帮我查省医药站下周有没有‘水解蛋白’调拨。”

她愣了一下，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几秒，没追问，也没质疑，而是默默起身走到保密柜前，输入密码取出通讯簿，指尖在纸上快速滑动，登记申请事项。

她在备注栏写下：“用于工伤应急储备，林钧负责监管。”

笔尖落下那一刻，我心头一震。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物资申请。

这是她第一次，用自己的技术员身份、政治清白和职务权限，为我背书。

她合上本子，轻声说：“明天上午能有回音。”

我点点头，没道谢，也不需要说。有些事，已经在沉默中变了。

第二天中午，锻压车间地下室。

这里原本是废弃的设备检修间，通风差，光线暗，但没人会来。

刘瘸子带着两个徒弟提前清了场，铺了张旧帆布当桌布。

小林最后一个到，帽檐压得很低，手里紧紧抱着相机包。

郑医生迟到了十分钟，进门第一句话是：“老耿醒了，神志清楚，托人送来这个。”

他递过来一本泛黄的笔记本，边角磨破，封皮上写着《红星机械厂1953—1963年原始入库台账》。

我翻开第一页，手微微发抖。

这不只是账本——这是十年间每一批钢材、每一吨煤、每一箱零件进出库的原始记录，精确到日期、车次、负责人签名。

老耿藏了它整整十年，没交给任何人。

刘瘸子咳嗽两声，掏出一张纸：“这是我记的运输队调度规律，哪天谁批条子，往哪儿送，都有空档期。王老虎的人常半夜拉货出门，说是‘战备转运’，可路线根本不通军区。”

小林咬牙：“我重新拍了三组交接照片，这次用了高速胶卷，拍到了车牌和签字单细节。”

郑医生低头看着自己颤抖的手：“我还整理了一份清单……近三年，干部就医优先用药记录异常的有十二人次，普通工人却连退烧针都批不出来。同样的药，待遇差三倍。”

我一样样接过，分类摆好，拿出随身带的牛皮纸档案袋，在封面上一笔一划写下：

《红星厂非计划资源流动白皮书》

然后把它锁进了技术科属于我的个人档案柜，钥匙贴身收好。

没有人说话，但每个人的眼神都在发光。

我们不再是一盘散沙，不再是任人拿捏的底层蝼蚁。

我们有了证据，有了网络，有了行动的能力。

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当晚，我坐在灯下，翻着那本台账，手指停在一页不起眼的记录上——

1962年4月7日，特种合金钢（代号G—7）入库3.2吨，接收人：赵工。

可我查过生产日志，那个月我们根本没接到任何特种钢订单。

我盯着那行字，慢慢眯起了眼。

窗外风雪未歇，厂区一片寂静。

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再也压不住了。

周三，我站在厂党委办公室门口，手里捏着那份《关于优化基层医疗资源配置的建议》。

纸页被雪水沾湿了一角，但我没舍得换——这稿子是我熬了两个通宵写的，字字都像钉进木头里的螺丝，拧得紧、扎得深。

门开时刘政委正低头看报表，军绿色棉袄领子竖着，像一堵墙。

我把材料轻轻放在他桌上，没说话。

他抬眼看了我一眼，又低头翻了几页，眉头越皱越紧。

办公室里只有挂钟滴答响，像心跳，一下比一下沉。

“林钧。”他突然开口，声音不高，却压住了整个屋子的空气，“你这是在提建议？还是在敲警钟？”

我没抬头，只盯着自己洗得发白的鞋尖：“我只是个技术员，能敲的钟不大。但我知道，一台机床缺油会卡死，一个人长期营养不良，也会让整条生产线停摆。”

他沉默了几秒，忽然冷笑一声：“所以你要把战备药品变成‘技术骨干福利’？你知道这话说出去，别人会说你在搞特权？”

“不是特权。”我终于抬头，直视着他，“是止损。上个月锻压车间三个老师傅晕倒在岗位上，发动机试车延期七天；前天热处理班小李高烧四十度还坚持淬火，结果一批轴件硬度不均全报废了。这些药如果只是锁在库里等‘紧急状态’，那它永远等不到该用的时候。”

刘政委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目光忽然变得锐利：“你是不是……还掌握了别的东西？”

我的心猛地一沉。

那一瞬，我仿佛看见地下室昏黄灯泡下，郑医生颤抖的手、刘瘸子递出的调度记录、小林相机包里的胶卷、还有老耿那本泛黄的台账——它们像一根根钢丝，在暗处织成一张网，而我现在，正站在这张网的中心。

我没有回答，只是低下头，声音很轻，却一字一顿：“我只是想让大家，活得有点尊严。”

屋内静得可怕。

良久，刘政委缓缓合上文件，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忽然说：“明天军管组开会。”

我没再多言，敬了个礼，转身离开。

当晚九点，广播喇叭突然响起，播音员的声音清清楚楚传遍家属区：“根据军管组最新通知，凡获‘实践型技术员’及以上资格者，本人及直系家属享受二级医疗优先权，即日起执行。”

我坐在宿舍床沿，听着窗外喧哗渐起，手心竟有些出汗。

这不是胜利，是破冰。

有人开始动摇，有人开始观望，而更多人——已经在悄悄记下我的名字。

周五清晨，阳光难得穿透云层。

我在发放窗口领到全额粮油票，分量沉得几乎要把口袋坠破。

食堂师傅笑着递来两个白面馒头：“苏技术员特意交代的，给你留着。”

我接过，道谢，目光却不由自主投向窗边。

苏晚晴站在那里，蓝布工装熨得平平整整，手里拿着一枚蓝色橡皮章，轻轻盖在一份文件上。

墨迹未干，她抬眼望来，嘴角微扬。

那一刻，我忽然懂了。

权力从来不是印在纸上的职称，也不是胸前那枚冰冷的工牌。

它是当你提出一个请求时，有人愿意为你签字；是你一句话还没出口，就有人已替你铺好了路。

而我的网络，已经悄然生根。

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长出了第一株不服输的钢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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