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章 1920年的新年
1920年1月1日，傍晚
柏林政府新年总结工作汇报的会议室内
窗外，柏林的夜空被零星的烟花的光芒点缀着，这是德国人民历经了数年的战争与动荡后，人们对和平生活的释放，寒风裹挟着硝烟味与隐约的欢呼声穿过街道。
会议室内的气氛却庄重而务实。
长条会议桌上铺着简单的绿色呢绒布，上面摆放着厚厚的报告文件。
韦格纳坐在会议室的主位上，军大衣挂在椅背上，穿着朴素的衬衫，袖子挽到手肘，环视了一圈，
围绕桌子坐着的，是克朗茨、施密特、台尔曼、卢森堡、李卜克内西等核心委员，以及主要经济部门和军事部门的负责人。
“同志们，”韦格纳的声音打破了会议室内的氛围：“旧的一年已经过去。在过去的这一年，枪炮声暂时停歇了，但我们党，我们政府，所面对的，是一场比战争更加复杂、更加漫长的斗争。
今天，我召开这个会议，不是来庆祝的，我们是来算账的。
算一算去年我们付出了什么，得到了什么，更重要的是，明年，我们政策的中心，怎么让德国变得富强起来。”
说完，韦格纳示意了一下，会议按照议程开始。
首先由经济协调委员发言，他推了推眼镜，语气沉重：
“主席，各位委员。过去一年，我们经济建设部门是在废墟和封锁中爬行。
我们国家的工业产值仅为战前的百分之三十五。
煤炭、钢铁产量严重不足。
协约国的封锁像铁箍一样卡着我们的脖子，直到……”
他看了一眼韦格纳，
“直到最近，才在英国人那里撬开了一丝缝隙。但最严峻的还是我国的农业生产问题，‘面包与土地’计划刚刚铺开，效果尚未显现，城市粮食配给依然维持在最低水平，这个冬天，还是有些难熬的。”
韦格纳听着经济协调委员的发言，手指在报告上轻轻敲击。
接着是克朗茨，他挺直腰板，硬朗的嗓音传开：
“军事上，共和国的军队在过去的一年里完成了初步的整编，建立了五个野战军和建设兵团。
军队的骨架搭起来了，但还远远不够。
目前，军队的重武器稀缺，机动车辆不足，有些地方部队的弹药储备只够应付一场中等强度的短期冲突。
在和波兰的边境冲突中，东线的新组建的‘埃森’师表现的很好，证明了我们共和国军人的勇气与智慧，但也暴露出了我们装备和训练的短板。”
内务委员台尔曼的汇报则更加冰冷：
“对国家内部肃反和清理工作一直在持续进行，内务部门清除了大量旧政权残余和潜在的破坏分子，巩固了基层苏维埃政权的稳定性。
但外部渗透和内部一些人的不满依然存在，尤其是在经济困难的地区。党和国家的安全形势，依然严峻。”
轮到罗莎·卢森堡时，她的语气带着深刻的忧虑：
“过去的一年，我们在意识形态和基层动员上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工人和农民被前所未有地组织和团结起来。
但是，我必须再次指出，目前，有些地方官僚化的苗头已经开始出现，基层苏维埃的活力正在被自上而下的指令所削弱。
我们不能在推翻旧官僚的同时，孕育出新的官僚！”
卢森堡的话语，瞬间在会议室里激起了层层涟漪。
几位来自工会和地方苏维埃的代表低声交谈，表示赞同，而几位军事委员和部门务实派官员则皱起了眉头，微微摇了摇头。
“砰！”
一声不算太重的闷响打断了代表们的低语。
克朗茨将他那双长满老茧、骨节粗大的拳头轻轻砸在了桌面上，脸上毫不掩饰地浮现出不耐烦的神情。
他身体前倾，那双习惯于凝视战场地图的眼睛锐利地盯向卢森堡，而带着些许火药味的声音响起：
“卢森堡同志！收起你那套知识分子式的空谈！”
克朗茨的直接说道，
“现在不是坐在温暖的咖啡馆里讨论‘纯粹无产阶级民主’的时候！
外面是虎视眈眈的波兰军队和法国资本家，是能把我们活活饿死的封锁线！
没有铁的纪律，没有高效的、统一的指挥，我们拿什么去应对？
难道敌人会等着我们每一个工厂、每一个乡村的委员会没完没了地辩论出作战方案吗？
靠投票能挡住波兰骑兵的马刀吗？
我们需要的是执行力，是服从，是像钢铁一样凝聚在一起的力量！”
会场的气氛瞬间绷紧了。
卡尔·李卜克内西见状，立刻扶了扶他的眼镜，身体微微前倾，试图充当调停者。
他的语气比克朗茨缓和，但同样有些急切：
“奥托同志，请冷静。
罗莎同志提出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
纪律与民主并非注定水火不容。”
李卜克内西左右看了看，
“我们需要集中力量应对危机，
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集中不意味着扼杀无产阶级的主动性和监督权。
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在确保决策效率和军事指挥统一的前提下，通过制度化的渠道，保障基层苏维埃和工人委员会知情、参与和监督的权利。
这不仅能防止官僚主义的滋生，本身也是对群众力量的动员……”
李卜克内西的话语试图在两条路线之间架设一座桥梁，但显然，这座桥梁在现实的急流面前显得有些脆弱。
约翰·施密特，这位总政委开口了：
“诸位同志，争论原则是必要的，但我们不能脱离当下的现实。
当前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是生存，是凝聚人心。”施密特抬起头，目光扫过克朗茨和卢森堡，
“克朗茨同志强调的武力，是为了生存；卢森堡同志珍视的民主，理想状态下也是为了更好的凝聚人心。
但眼下，最有效的凝聚剂是什么？”
施密特拿起一份刚刚收到的电报副本，轻轻的晃了晃：
“是面包，是药品，是能让母亲停止哭泣、让孩子能够安睡的实实在在的东西！
是即将通过主席和英国人通过艰难谈判，从英国渠道运来的第一批救援物资！
我们必须用这些看得见的成果，向全体德意志人民证明，我们这个红色政权不仅能带领他们战斗，更能带领他们活下去，并且活得更有尊严！
这才是我们道路正确性的最有力证明！无论是必要的集中，还是宝贵的民主，在现阶段，都必须服务于这个最根本的目标——赢得人民的信任，巩固我们的根基。”
会场一时陷入了短暂的嘈杂，低语声、反驳声、赞同声交织在一起。
克朗茨抱着胳膊，脸色有些阴沉；卢森堡紧抿着嘴唇，眼神中充满了对“实用主义”可能牺牲长远原则的忧虑；李卜克内西则显得有些无奈。
而韦格纳，自始至终都静静地坐在主位上，身体微微后靠，双手指尖相对置于胸前。
韦格纳的目光深邃，仔细地观察着每一位发言者的表情、动作，聆听着他们话语背后所代表的阶层、理念和利益诉求
韦格纳没有立即制止这场争论，甚至脸上没有任何不耐烦的神色。
因为韦格纳知道，这种碰撞是不可避免的，是一个新生政权在探索自身道路时必然经历的阵痛。只有在充分的争论和暴露矛盾之后，韦格纳才能做出最符合现实、最能引领德国，这艘航船穿越风浪的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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