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一章 总工椅子还没凉呢

周一的晨光刚爬上红星机械厂会议室的玻璃窗，空气里还浮动着一层薄薄的雾气。

我端着搪瓷缸子走进来时，水面上那点浮着的茶叶还没沉下去。

周厂长坐在主位上，手里捏着一封红头文件，目光扫过全场。

“部里通知，本月十五召开全国军工技改交流会。”他声音不高，却像一块石头砸进静湖，“我厂推荐一名代表发言。”

话音落下的瞬间，整个屋子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

十几双眼睛齐刷刷地转向我——有惊疑的，有嫉妒的，也有藏不住羡慕的。

我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茶缸边缘，烫得指尖发麻。

我知道他们在看什么。

一个从废品站爬出来的学徒工，如今竟要站在全国同行面前讲技术？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这双脚踩过的不是台阶，是刀山火海。

就在这片寂静中，赵副厂长忽然笑了。

他慢悠悠地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镜片，语气轻得像是在闲聊：“人选啊，确实得慎重。”

他顿了顿，视线终于落在我身上，带着一丝居高临下的惋惜：“林钧同志这几年是有些成绩，这点不可否认。但说到底，还是助理技术员，连正式工程师职称都没评上。让他去这种级别的会议发言……万一讲偏了方向，影响咱们厂的形象怎么办？”

他转头看向苏晚晴，笑容和煦：“不如让苏工去吧，北航毕业，理论功底扎实，表达也清楚，更能展现我们红星的技术风貌。”

苏晚晴眉头微蹙，没说话。但她的眼神掠过我时，有一瞬的停顿。

冯老坐在角落，一直低着头翻本子。

这时猛地咳了一声，声音不大，却像铁锤砸在木桌上。

所有人都听见了。

我也听见了自己指节发白的声音。

我没抬头，也没反驳。

只是低头吹了口茶，热气模糊了视线。

争？

在这种事上，出身、资历、关系，比数据重要一百倍。

一台修复精度达到0.02毫米的旧铣床，在他们眼里，不如一张政审合格表。

可他们忘了——机器不说谎，工人不演戏。

散会后，我在走廊被叫住。

“你不争一下？”苏晚晴站在我面前，风纪扣系得一丝不苟，眼神却透着一股少见的焦灼。

我摇头：“争没用。规则早就写好了，我只是个‘成分不好’的助理技术员。哪怕我能把炮弹壳加工误差压到头发丝的三分之一，只要我没穿对衣服、坐对位置，就不配站上那个讲台。”

她抿唇，欲言又止。

我望着远处那排亮着灯的小平房——火种工坊。

夜里总有人加班，焊花一闪一闪，像不肯熄灭的星火。

“但他们忘了，”我低声说，“火种一旦燎原，风往哪吹，从来不是屋檐说了算。”

当晚，我把工坊骨干全召集过来。没有动员令，也没有豪言壮语。

“把过去三年所有被退回的‘废弃提案’找出来。”我说，“不管是钻模草图、送料机构设想，还是自动夹具的初步计算——凡是被打回来的，统统归档编号。”

小崔拎着一摞泛黄的纸问：“这干嘛用？又不能当饭吃。”

我接过那叠图纸，指尖划过一道歪斜的手绘曲线：“留证。”

三个字，没人懂。

但我看见老倪默默起身，回宿舍翻箱子去了。

接着是李师傅、张电工……一个个都动了起来。

那一夜，火种工坊的灯彻夜未熄。

不是为了备战材料，而是在给历史做备份——把那些曾被嗤之以鼻的“异想天开”，一件件钉进时间的墙。

三天后，冯老派人叫我到他家。

那是间低矮的老式家属房，书架上堆满了苏联翻译本和技术手册。

他从柜底摸出一本破旧的笔记本，封面斑驳，边角卷起，扉页写着一行钢笔字：

“1953年  东北工学院内部讲义”

他翻开一页，指着一段手抄的俄文批注译文，声音沙哑：“这是我当年在苏联专家手下抄的。里面有句话我一直记到现在——‘技术进步的最大敌人，不是落后，而是傲慢。’”

他盯着我，眼里有种近乎燃烧的东西：“你要去不了会场，我就替你去。”

我猛地抬头。

“我这张老脸，还能烧最后一把火。”

“冯老，您别……”

“别劝我。”他摆手打断，嘴角扯出一丝笑，“我这辈子规规矩矩，听命令、守纪律、不越线。可这一次——我想任性一回。”

那一刻，我喉头发紧，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窗外夕阳西沉，余晖落在那本旧笔记上，像是一道穿越时空的烙印。

而我知道，风暴已经在路上了。

周五，厂党委会即将召开。

赵副厂长已经放出风声，要在会上再次强调“组织纪律”和“代表人选的政治可靠性”。

他不会想到，有些火种，早已不在炉中，而在人心深处，静静等着风起。

周五的党委会，会议室里烟味呛人。

我坐在角落，手指无意识地在膝盖上画着热处理曲线。

这种会本不该有我插话的份——一个助理技术员，连工程师职称都没捞着，能坐进来已是破例。

可我知道，今天这局，不是来听的，是来破的。

赵副厂长清了清嗓子，声音沉稳得像在宣读判决书：“……技术交流会代表人选，关系到我厂政治形象与组织纪律性。苏晚晴同志出身清白、履历完整、专业对口，由她出席，最为稳妥。”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我，嘴角微扬：“至于林钧同志，虽然在基层有些创新表现，但毕竟资历尚浅，且身份敏感。让他代表国家层级会议？未免太过冒险。”

没人接话。

周厂长低头翻着文件，眉头拧成个“川”字。

我能感觉到空气在凝固，像淬火前的最后一秒高温。

就在这时，门被轻轻推开。

秘书快步走进来，将一份电报递给周厂长。

全场静得落针可闻。

周厂长看完，脸色骤变，抬头环视一圈，声音不大，却如惊雷炸响：“部里刚来电——技改会提前到下周二召开。”他顿了顿，一字一顿念出后半句，“请红星厂‘火种计划’负责人林钧同志，做好大会交流准备。”

死寂。

赵副厂长脸上的从容瞬间碎裂，像是被人当众扇了一耳光。

“他们……怎么知道名字的？”他喃喃道，眼神猛地转向我，又扫向冯老。

冯老依旧端坐，面无表情，仿佛刚才那封改变命运的电报与他毫无干系。

可我知道是谁动的手。

昨夜，冯老那个破旧笔记本摊在桌上，他一笔一划写信，手抖得厉害，字却极稳。

他说：“我不是为你求情，我是为咱们国家的技术良心说话。”那封信，附着七个项目汇总报告——全是火种工坊三年来被打回的“废案”，如今成了无法忽视的实绩铁证。

他托了老战友，直递部总工办公室。

这不是推荐，是正名。

我缓缓抬起头，迎上赵副厂长的目光。

没有挑衅，没有得意，只有一种沉静的穿透力。

你看不起我搞的那些“小打小闹”？

可正是这些被你扔进废纸篓的东西，现在正被国家点名要听。

散会后，我没回工坊，也没去宿舍。

我独自爬上了厂区那座废弃多年的水塔。

风大得几乎要把人掀下去，但我需要这片高度，需要看清这片土地——红星厂的灯火像星河铺展，每一盏灯下，都有人在为精度较劲、为材料发愁、为一台机床抢修一夜。

脚步声从身后传来。

苏晚晴披着军大衣站在我旁边，伸手递来一件更厚的：“穿吧，别逞强。”

我接过，没立刻穿上，只是握在手里，感受那份沉甸甸的暖意。

“紧张？”她问。

我摇头，望着远处黑夜里倔强亮着的几扇窗——那是火种工坊的夜班岗。

“我在想，如果十年前有人告诉我，一个‘黑五类子弟’，能被国家点名参加技改大会……我会笑他疯了。”

寒风吹乱她的刘海，她静静看着我：“现在呢？”

我深吸一口气，胸腔里燃着一团火。

“这不是终点。”我说，声音不大，却斩钉截铁，“是起点。火种已成炬，接下来——该照进总工办公室了。”

话音落下，远处厂区钟楼敲响九下。

而此刻，在家属区一间昏暗的屋子里，赵副厂长正盯着桌上的牛皮纸袋，手指微微发颤。

他刚刚收到一份匿名材料，封面没有署名，打开后第一页，赫然是两份泛黄的档案复印件——

林钧父亲，1951年定性为“历史反革命”；母亲，1954年因境外通信嫌疑接受审查。

他盯着那行字，良久，嘴角忽然扯出一丝冷笑。

窗外，北风卷着枯叶拍打玻璃，像某种不详的叩门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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