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一章 火种不是火柴，划一下就灭

我被任命为整改项目负责人的消息，像一颗炸进死水里的雷。

当天下午，全厂上下都在传。

有人不信，说一个“黑五类”子弟，凭什么坐上军方钦点的位置？

也有人冷笑，说这是周厂长护短，冯老撑腰，硬把歪脖子树扶正了。

可更多人是沉默的——他们亲眼看着我们这群“废料堆里爬出来的人”，用三昼夜没合眼的实操演练，把一万支问题枪械的返修流程拆解成可执行、可追溯、可复制的标准作业书。

但我知道，真正的敌人从不站在台前。

赵副厂长没再露面，可他的手，已经悄悄掐住了火种工坊的喉咙。

当晚八点多，小崔浑身湿透地撞开实验室门，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调度单：“林哥！电工组刚接到通知——下周一起，断我们试验区的专用线路！理由是‘非生产性用电优先级下调’！”

我正伏在图纸前校对新枪机的闭锁凸榫角度，闻言抬眼，笔尖顿住。

这不是普通的行政打压。

这是要让我们在黑暗中出错，在混乱中背锅。

我盯着那张纸看了三秒，忽然笑了：“那就提前完工。”

小崔一愣：“十天的任务……您说三天？”

“七十二小时。”我站起身，走到墙边挂起的进度表前，撕下旧页，重新写下新的倒计时，“我们不是求人施舍光，是要抢在灯灭前，把火种传出去。”

命令即刻下达：全员通宵轮班，材料组连夜清点库存，工艺组重排工序流，检验组提前介入关键节点。

我亲自带人拆解首批样机，一边测数据一边改夹具。

车间里的铁腥味混着汗味，焊枪的蓝光一闪就是半宿。

可苏晚晴却没睡。

第二天中午，她悄悄找到我，递来一份能源科的电力调度令复印件，指尖点着签发栏：“这字迹不对。能源科老刘写字向左倾斜，而这笔锋偏右，墨色浓淡也不一致——有人代签。”

我接过细看，心猛地一沉。

更诡异的是，停电范围只划定了火种工坊试验区，连隔壁工具间的照明都保留，厕所的灯泡也没动。

这不是节能调控，是精准切割。

“他们想制造事故。”苏晚晴声音压得很低，“设备突然断电，正在加工的零件报废，轻则通报批评，重则定性为‘重大操作失误’。你刚上位，一棍子就能打下来。”

我没说话，脑海里却已推演了七八种可能。

这种手段，阴毒却不越界，查无实据，伤筋动骨。

傍晚，冯老来了。

听完情况，他坐在角落的老木凳上，烟斗磕了磕灰，缓缓道：“这是要给你安个‘思想不稳定，导致生产事故’的帽子。一旦出了事，别说项目，连你这个负责人资格都能撸了。”

屋里静得落针可闻。

片刻，他抬头：“咱们不能等。”

于是兵分两路——苏晚晴以技术科名义申请一台移动式柴油发电机作为应急备用电源，走正规流程，留痕备案；冯老则私下联络了一批退休老工人，大多是当年建厂时的一线骨干，有钳工、锻工、车工，平均年龄六十八。

他们组成“夜间劳动重温小组”，每天夜里来厂区转一圈，名义上是“忆苦思甜，支援青年建设”，实则是盯住我们的试验区，防人动手脚。

第三夜，风雨如晦。

凌晨两点，厂区外卡车轰鸣，发电机到了。

可门卫死活不放行：“没有赵副厂长亲批条子，谁也不能进！这是规定！”

我冒雨赶到大门，雨水顺着帽檐流进脖领。

看了看怀表——2:17。

还剩六十多个小时。

我转身看向苏晚晴，抹了把脸上的雨水：“还记得咱们怎么测主轴偏移吗？”

她一怔，随即眼神亮起：“用手动摇杆模拟动力输入？”

“对。”我点头，“现在，我们自己发电。”

二十分钟内，五名老师傅带着扳手赶来，拆下发电机皮带轮，改装手摇接口。

第一批八个人上阵，两人一组轮班摇杆，像老式电影放映机那样，靠人力维持电压输出。

车间内，车床重新启动，热处理炉温控仪绿灯亮起，示波器屏幕跳动着稳定的波形。

外头风雨狂啸，闪电劈开夜幕，仿佛要吞没这片小小的灯火。

老锻工王师傅拄着拐站在我旁边，忽然吼了一声：“当年抗美援朝，前线要子弹，咱没有自动钻床，就用手摇钻一夜三百发！今天倒好，风大点，就要灭咱们的灯？”

没人回应，但所有摇杆的人，节奏更稳了。

那一夜，宣传干事偷偷按下了快门。

胶片未洗，照片未发，可我知道——有些光，一旦亮起来，就再也捂不住了。

而我也终于明白，火种从来不是火柴，划一下就灭。

它是千万双手，在黑暗里一寸寸托起来的不熄之焰。

第七十个小时，雨停了。

天边泛起铁灰色的微光，像是淬过火的钢板，冷而硬地压在厂区上空。

车间里却亮得刺眼——三盏应急灯、两台示波器、一台老式投影仪，还有那台靠人手摇出来的发电机，撑起了最后一片光明。

我站在装配台前，手指微微发颤。

不是累的，是紧绷到极致后的松弛。

三十个零件，七十二道工序，三百一十二份修改日志，全部凝结在眼前这支枪上。

它通体乌黑，枪机闭锁凸榫经过七轮微调，表面做了低温磷化处理，握把弧度比原版更贴手掌。

这不是图纸上的产物，是用血汗和意志一点一点磨出来的“活物”。

我深吸一口气，将弹匣拍入枪身，扣下扳机。

第一发，清脆利落；第五发，节奏如钟摆；第十发开始连射，枪口几乎不动，只有轻微后坐力顺着肩窝传上来。

三十发打完，枪机复位，膛内无残渣，零件无过热，精度散布在1.2MOA以内。

成了。

我摘下耳罩，耳边骤然安静。可心却像被擂鼓砸着，咚咚作响。

小崔冲进来时脸都白了：“林哥！军代表来了，在办公室等着！”

我知道这一刻迟早会来。

但我没急着走，而是转身，从抽屉里取出三个牛皮纸袋——一个装着全套测试数据与工艺变更记录，一个封存了群众协作名单与值班日志，第三个，是一封亲笔信。

我一笔一划写下最后一句：“若因个人出身影响项目推进，我愿主动退出。但恳请保留火种工坊现有机制——因为它不属于我，属于每一个愿意动手改命的人。”

写完，我吹干墨迹，郑重封口，亲手送往军代表办公室。

那一夜我没回家，在实验室守到凌晨。

第二天上午十点整，警卫员跑来叫我：“林技术员！军代表带批复回来了，正在礼堂集合全厂干部！”

我赶到时，全场鸦雀无声。

军代表站在台上，手里拿着红头文件，声音沉稳如铁：

“新型号优化工作继续由林钧同志主持，厂方须全力配合。另，火种工坊模式列入‘基层创新典型’，上报国防科工委推广。”

话音落下，有人低头，有人皱眉，也有人悄悄抬头看我。

午后，周厂长召见我。

他没说话，只递来一份新文件：《关于设立红星厂特别技术委员会的决定》。

我的名字赫然列在常务副主任一职上，主管预研与技改，权限直达总装线前端。

“我顶不住上面的压力，但也挡不住下面的声音。”他说这话时眼神复杂，像欣慰，又像忧虑。

我没笑。这份任命太重，重得不像奖赏，倒像一场更大风暴的前兆。

走出办公室时，风已转暖。

窗台上不知谁放了一朵铁屑剪的梅花，边缘还带着毛刺，却倔强地开着。

我轻轻拾起，夹进随身笔记本。

当晚夜校，我站上讲台。

台下坐满了火种工坊的工人、学徒、技术员，甚至有几个老师傅拄着拐来了。

灯光昏黄，照在他们脸上，映出一双双亮得吓人的眼睛。

我开口说：“以后我不在，你们照样能干。”

顿了顿，望着满屋沉默而炽热的脸，我说：“记住，火种不是火柴，划一下就灭；它是炉膛里的炭，只要不断添柴，就能烧穿寒冬。”

掌声雷动。

而在远处办公楼顶层，窗帘缓缓合拢，遮住了一双阴沉的眼睛。

那天夜里，我把所有交接资料整理完毕。

新职务文件下发第三天，我没有去特委会办公室报到，而是拎着一铁皮盒图纸，走进了夜校教室。

黑板上，写着一行粉笔字：

“火种工坊交接方案（草稿）”

粉笔未擦，光影斜照，仿佛在等一个人，也仿佛在等一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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