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9章 荆湖变大将来投
苏州府（原平江路）新定，但战争的硝烟并未远去。
与苏州府接壤的湖州路、嘉兴路、松江府，如同三把悬于头顶的利剑，其境内河网如织，湖泊星罗，既是天然的运输通道，也可能成为元军袭扰苏州的出兵路线。
若不能迅速将这三地也纳入红旗营掌控，则新占领的苏州府乃至更后方的常州府，将长期面临元军袭扰，难以进行有效的治理和恢复。
其中，嘉兴路的地理位置尤为关键。它如同一个楔子，嵌在湖州路与松江府之间，更有贯穿南北的大运河主脉，如同一条动脉，直通江浙行省的心脏——杭州路。
一旦红旗营攻下了嘉兴，兵锋便可沿运河直指杭州城下，这将迫使周边各路元军放弃固守的城池，被迫救援杭州路，从而为红旗营在运动中歼敌创造战机。
基于这一判断，红旗营主力在稍作休整后，便兵分三路：
徐达率领长江水师，发挥其水陆协同的优势，主攻西面濒临太湖的湖州路；邵荣统领抚军卫，负责攻取东北面的松江府；常遇春则统率擎日左卫、威武卫主力直取嘉兴路。
此外，松江府和嘉兴路辖区面积都不大，加起来只有五座城池，但其承载的人口却有三百余万。
如此高的人口密度，自然不可能全靠种地，而是因为两地有绵长的海岸线。
元廷在此设置了下沙、青村、袁浦、浦东、横浦、芦沥、梅沙、鲍郎等八大盐场，海盐生产的巨额利润，滋养了这片土地，也带来了更为复杂的社会结构。
蒙元全国由盐运司直接管理的官办海盐场多达一百三十七处，管理却普遍混乱不堪。
几乎每个盐场都滋生着依靠贩卖私盐牟取暴利的盐枭势力，张士诚、方国珍能快速崛起并肆虐沿海，都少不了这些地下盐业网络在资金、物资和信息上的暗中支持。
对于石山而言，攻取松江、嘉兴等地，以目前红旗营的兵锋之锐，并不是难事。真正的挑战在于战后的防守与治理。
未来要与方国珍争夺东南海疆的主导权，就必须牢牢掌控沿海州县，而整顿好这些利益盘根错节、弊病丛生的盐场，更是关乎战略全局的重中之重。
早在江北征战时，红旗营就多次与田丰麾下的淮东盐丁武装交锋，并俘获了大量灶户盐丁。
石山曾亲自询问这些俘虏，深入了解元廷盐政的运作细节与灶户的悲惨境遇，对治理盐场问题早就有过深入思考。
元制，盐田、草荡（煮盐燃料来源）及煮盐、晒盐的一切生产工具皆属官有，灶户则被列为贱籍，世代被束缚在盐场上。
他们不仅要无偿为官府缴纳繁重的“额盐”，连“余盐”也需以极低的“工本钞”卖给官府，生活困苦，堪比牛马。
但与之形成尖锐对比的是，盐课收入在元廷的财政体系中占据骇人听闻的比例，长期维持在国家货币收入的60%以上，甚至一度达到80%（注）！
本非稀缺之物、开采技术门槛也没有多高的食盐，硬生生被元廷畸形的政策塑造成了暴利行业。
一面是官府垄断下的惊人暴利，一面是制盐者自身的赤贫困境。守着“白色黄金”却被饿死，自然有不甘命运摆布者为了生存和富贵铤而走险，即便是杀头也不怕。
盐税是蒙元王朝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国库空虚就加征盐税，盐税越高，盐价就越贵，私盐贩卖的利润就越丰厚，就会有更多的人铤而走险，私盐卖得多，盐税收入就越少……
如此恶性循环，最终结果是王朝财政枯竭，底层百姓吃不起盐，却养肥了在盐业上下其手的贪官污吏、与之勾结的奸商，以及刀头舔血的盐枭（前两者实际是这条黑色利益链的主要获益者）。
治理这等顽疾，自然不能因噎废食直接关掉所有盐场；更不能因部分盐场有人与方国珍等人暗中勾结，就采取血腥清洗，那只会将本可争取的广大底层灶户彻底推向对立面。
问题的根源，在于元廷及其依附者吃相过于难看，利益分配极端不公——你不能在独占绝大部分利益的同时，却责怪让你获得极大利益的体系混乱不堪，管理无能。
红旗营欲图大业，需要海量的钱粮支撑扩军与长期征战，不可能放弃盐业这块肥肉；关系国计民生的核心产业，也必须掌握在国家手中；
而元廷遗留的官商勾结、私盐横行等积弊，更须下大力整治。
但盐户近乎“无产者”的地位，及其大规模手工劳作形成的封闭性，使得每个盐场都如同一个独立的王国，贸然进行盐政改革，极易被内部的既得利益者利用，煽动本就不满的灶户叛乱。
因此，再次出征前，石山便召集诸将面授机宜。
“盐场之弊，根子在利。我军入主沿海州县，首在立威，次在取信。
立威，需以雷霆手段，涤荡污秽！你等攻克诸州县和盐场后，须以查处勾结元孽、对抗我红旗营为名，重点打击一批民愤极大的盐官，以及那些盘剥灶户、垄断私利的灶霸和盐枭。
务必做到证据确凿，公开处刑，让底层灶户看到红旗营与元廷的不同，看到改变生活的希望……”
为增强东路攻势，尤其是应对可能出现的沿海冲突，石山又调卞元亨所部东海水师东进，协助攻取常遇春、邵荣攻取嘉兴路和松江府。
东海水师筹建已有两个月，规模仍不足千人，尚不能作为单独的战力存在，筹建缓慢的主要原因是缺合用海船和了解近海水文的水手。
海船不足的问题，石山一时半会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一边自行建造，一边从元军手里夺取。水手问题，倒是可以从诸盐场中挑选——那些整日与风浪打交道的私盐灶户，无疑是上好的兵源。
无论谁主宰这片海岸，都必须给依靠大海生存的底层民众一条活路。
唯有先建立基本的互信，帮助其改善生存状况，进而重建有效的基层管理组织，才能逐步推行更深层次的盐政改革，将盐利真正收归国有，惠及军民。
此时江浙行省元军主力新败，元气大伤，短期内已尽无力组织大规模反扑。常遇春、邵荣、徐达诸部只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攻取嘉兴、松江、湖州三地，就只是时间问题。
他本可稳坐苏州，一面安抚地方，一面静待佳音，但一份来自江北的紧急军报，打破了这份从容。
江北诸路总管府急报：元军主力已攻破徐宋政权多处防线，深入蕲州路。徐宋大将赵普胜率残部近千人乘四十一艘战船，突围而出，现已抵达无为州境内！
元军对徐宋的围剿自今年年初便不断加强，徐宋政权能支撑至今，已经略超出了石山的预期。
他对于荆湖局势的后续发展以及红旗营该如何应对，早有腹案，但此事关乎红旗营战略全局，仍需召集麾下文武商议，既是集思广益，防止疏漏，也是统一内部思想。
苏州，红旗营元帅行辕内，气氛严肃。
“……荆湖方面的情况，大致如此。”
擎日右卫都指挥使李喜喜、元帅府博士陈基等人不了解徐宋政权和荆湖战事，军令司作战参军赵庸便按照石山的吩咐，先对着舆图介绍了赵普胜突围的军事背景，接着说出自己对此事的判断。
“徐宋如今仅剩蕲水一座孤城，外无援军，内乏粮草，陷落只是时间问题。
赵普胜此时率千余残兵来投无为州，应该是走投无路，寻求元帅庇护；但也不排除此人身负宋帝旨意，想求元帅挥师西进，以解蕲水之围。”
“嗯。”
赵庸乃是擎日左卫第四镇镇抚使赵伯仲的四弟，能入军令司并执掌作战科，却是凭借自己的真本事，这番分析冷静而透彻，石山颔首表示认同，随即看向众人，道：
“情况大家都清楚了。都说说看，我军该如何应对此事？”
“元帅！”
以往军议，众将所献计策或失之于粗粝，却都是锐意进取，敢打敢拼，捧月卫都指挥使龚午这个元帅的“亲兵大队长”基本是个透明人，很少会主动献策。
但今日军议仅有三个都指挥使，且李喜喜还是初来乍到，不熟悉情况。他担心陈基、道衍这些文官、和尚不谙军务，瞎提建议扰乱元帅决策，才率先发言，以求定下基调。
“末将以为，荆湖远在千里之外，远水不解近渴。即便元帅此刻尽起大军西进，也未必能赶得及救下徐宋。而俺们这边，苏州新定，东线战事顺利，嘉兴、湖州、松江指日可下。
万不可为了救援一个气数已尽的徐宋，而打乱俺们全取浙北的大好时机！”
龚午关心则乱，言辞直接，这番话说得有些糙了。
拔山左卫都指挥使胡大海年愈四旬，性子沉稳，知道领袖群伦的名义对石元帅很重要，接话道：
“龚将军的担忧，不无道理。但抗元终究是大义所在，该讲的体面还是要有，元帅去年曾收留过赵普胜，双方也算有些香火情分。
赵普胜此番前来，究竟是单纯求托庇，还是负有求援使命，终究需要先行接触，问明其真实意图和荆湖详情，方好做出决断。贸然拒绝，恐于元帅声望有损。”
“通甫（胡大海表字）言之有理。”
石山肯定了胡大海稳健的态度，但没有立刻表态，目光转向他人，意在引出发言。
道衍年纪最轻，身上的僧袍掩盖不住炽盛的功名之心，他既被石元帅授予“行军参赞”之职，便有参赞军机之责，岂肯落于人后？当即接过话头，道：
“贫僧初涉战阵，于军国战略不敢妄加评议。但略通对弈之道，高明者在于掌控全局，牵制对手，最忌讳亦步亦趋，被对手布局引诱，落入其彀中，丧失了自身主动。”
他虽未明言反对救援徐宋，但“被对手牵着鼻子走”之语，已将其立场表露无遗。
李喜喜想起去年徐州被围的惨状，彼时诸将各怀私心，明知徐州城破之后宿州必难保，也不愿出兵救徐州，坐视芝麻李败亡。
关键时刻是石山毅然挥师北上，击退了元廷十万大军，救了包括他在内的无数人。
于私情而言，他自然希望石山能再次伸出援手，拯救更多如同当初自己那般茫然无措的义军兄弟。
但如今他已彻底融入红旗营，已经是红旗营“嫡系”，身份立场不同，思考问题的角度也随之转变。他深吸一口气，以亲历者的身份，沉声道：
“元帅，末将以为，去年徐州之战，我军能成功救援，乃是两军本就同出一脉，此前也多有协同。
即便如此，我军与元军决战时，徐州城内两万兵马竟作壁上观，我军左翼更因赵均用临阵脱逃而陷入苦战，伤亡惨重！由此足见，不同体系的兵马协同作战有多艰难。”
李喜喜顿了顿，继续分析，言辞愈发犀利：
“那徐宋皇帝前年才起兵便急不可耐建国称帝，必是心高气傲之辈。元帅此前收留赵普胜，本有恩于徐宋，宋帝事后却未遣人向元帅致谢，显然没有与我红旗营建交的意思。
恕末将直言，徐宋去年便曾攻陷杭州，若此番侥幸未被元军剿灭，待其缓过气来，必定会再度顺江东下，届时，必然会与我军争夺江南！
于公于私，我军都不应出兵救援徐宋，徒耗自身实力，贻误战机，还养虎为患！”
李喜喜能清醒认识到徐宋与红旗营潜在的竞争关系，确属难得。但在“抗元”这面大义旗帜下，石山作为势力领袖，却不便出言赞同这等太过现实的判断。他便将目光投向元帅府“博士”陈基。
陈基虽然不谙军事，却了解人心与政治。他深知石山这等志向远大的势力领袖，任何时候都不能在公开场合轻弃“大义”名分。稍稍整理了一下思绪，朗声道：
“诸位所言，皆是从军事利害出发，基深表赞同。但，天下事，有时需跳出一时一地的得失。红旗营与徐宋，皆举‘抗元’大旗，本该勠力同心，共抗胡虏。
元军主力年初便已攻陷江州，若非元帅果断挥师渡江，以雷霆之势横扫江南，迫使江浙元军集结重兵应对我红旗营的威胁，那徐宋政权又如何能在元军主力猛攻下，支撑到今日？
我军在吴地的奋战，本身便是对徐宋最有力的支援！”
陈基先将红旗营趁势取江南定义为抗元救友军的大义之举，接着道：
“而今，我军兵锋已直指嘉兴，杭州门户即将洞开。此正合围魏救赵的兵法要义！我军在此地每进一步，便是对元廷在江东统治的重击，亦能极大缓解徐宋在荆湖的压力。
岂能为了千里之外局势不明的战场，而放弃眼前底定江东、斩断蒙元东南财赋重地的绝佳战机！”
“好！”
石山看向陈基的目光中，露出欣慰之色。他需要的就是这种既能顾全大局、又能深刻阐述己方行动正义性与合理性的言论。
队伍就是在这一次次的讨论中磨合成长的，对其余人的表现，石山也很满意，总结道：
“徐宋之兴，在于天下百姓苦元已久，期盼豪杰振臂，救万民于水火；徐宋之败，则在盲目扩张，根基虚浮，更兼策略失当，四处树敌，未能真正凝聚人心，巩固根基。
反观我红旗营，自渡江以来，上应天时，下占地利，更兼将士用命，百姓归心！我军攻略江南，非为割据自保，实为驱除胡虏，解万民于倒悬，混一南北，再造华夏！
值此关键时刻，正当一鼓作气，廓清东南，岂能逡巡不前，为可能的变乱而动摇？”
军议之后，石山迅速做出决策，就立即派快马送信，命长江水师分出一营兵马“护送”赵普胜来苏州；对内则迅速调整整体战略部署，核心方针概括为四个字“东攻西守”。
东线，为主攻方向。常遇春、徐达、邵荣三路大军，按照原定计划，继续攻取嘉兴路、松江府、湖州路，随后挟胜势直扑杭州路，攻敌必救，将战略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同时，偏师镇朔卫继续向扬州路东端的通州、海门、崇明州进军，务必抢在元军主力回师之前，彻底肃清江北元军残余，全取扬州府。
西线，则转为战略防御。
命李武（领江北诸路总管府，统骁骑卫、忠武卫、奋武卫）、毛贵（领拔山右卫）、左君弼（领忠义卫）、花云和韩成（行军总管，分别驻守滁州和六合）采取守势，谨防元军反扑。
其余战领区加紧筹备粮草军械，谨守城池，严防元廷细作渗透破坏，或地方势力趁机作乱。
石山最初的战略构想便是东向发展，全取浙北富庶之地。此次调整，只是在原有蓝图上的微调与优化，旨在让红旗营这台庞大的战争机器运行得更加高效。
数日后，常遇春攻克嘉兴路治所嘉兴城的捷报传至苏州，同日，赵普胜也抵达了苏州。
其人刚突围而出时，确实有向石山借兵打回荆湖的想法。
但说来可悲可笑，他虽贵为徐宋大将，却因长期在外作战、被元军分割包围，竟连那位“大宋皇帝”徐寿辉的真容都未曾见过，更遑论持有其出使红旗营求救的正式诏书了。
而一路行来，红旗营控制区内道路安宁，市井渐复，百姓脸上虽仍有战乱留下的痕迹，却少了那种朝不保夕的惶恐，多了几分对未来的期盼。
这与徐宋治下乃至元廷统治区域的混乱凋敝，形成了鲜明对比。
种种因素交织下，赵普胜心中那点不切实际的幻想逐渐消散。
因而，当他在元帅行辕大堂见到石山时，便推金山倒玉柱般，行了正式投效的大礼。
“败军之将赵普胜，恳请元帅收留！”
石山快步上前，将赵普胜扶起，态度恳切：
“赵将军乃当世豪杰，能来相助，石某欣慰之至，何须行此大礼！”
他欣赏赵普胜之才，却也对这类带有浓厚宗教背景的外系将领心存警惕，为避免日后滋生嫌隙，不如一开始便将规矩讲明。
石山目光坦诚地看着赵普胜，直言不讳：
“将军诚意来投，石某必以诚相待。但红旗营自有规制，凡入我营中，无论原先隶属，皆需接受统一整编，纳入我军建制体系，此其一。
其二，我红旗营虽起自红巾，但自立旗号之日起，便不烧香聚众，不奉明王，不拜弥勒，只信手中刀枪，只循严明军纪，只求济世安民。这两条根本规矩，不知将军可能接受？”
听闻此言，赵普胜面色不禁一暗，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挣扎。
曾几何时，他对“弥勒下生”的教义深信不疑，愿为之赴汤蹈火。可如今呢？
徐宋即将覆灭，轰轰烈烈的弥勒大起义濒临失败，信仰比他更坚定的师父彭莹玉、师兄李普胜等皆已血染沙场，那虚无缥缈的“地上佛国”之梦，早已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支离破碎。
自己既已选择寄人篱下，寻求安身立命之所，还有什么放不下的执念呢？
赵普胜深吸一口气，将心中最后一丝彷徨压下，再次抱拳，声音沉痛却坚定地道：
“末将既决心投效红旗营，过往种种，譬如昨日死。末将愿遵红旗营一切规矩，从此唯元帅马首是瞻，绝无二心！只求元帅能给末将麾下儿郎一条堂堂正正的活路，一个报效杀贼的机会！”
“好！”
石山重重拍了拍赵普胜的肩膀，脸上露出真挚的笑容，道：
“有将军此言，石某无忧！将军旧部，皆百战余生的精锐，岂能埋没？且放宽心，石某自有安排，必不使英雄无用武之地！”
……
PS：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盐课收入约占元廷货币收入的60%。元文宗天历二年（公元1329年），盐课钞七百六十六万一千余锭，约占元廷当年货币收入的80%。
有的研究更显示这个数字高达90%，就算维持在60%，也是非常离谱！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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