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1章

第391章

靖康之变前，大宋朝廷围绕“是否联金灭辽”爆发争论：

枢密院主张在辽金战争时抓住时机，趁势收复燕云；

而礼部则坚持，宋金结盟可以，但必须先就宋、金之间的国书称谓达成一致，否则有失体面；

中书省则踟蹰不决。

这种三方僵持足足耗了半年，多次的议会只是反复争辩名分与利益孰先孰后。

结果与金国结盟仓促，军事准备不足，为金军南下、靖康之变埋下隐患。

类似的矛盾还屡屡重演。

宋辽之间，曾多次因“国书称谓”发生龃龉，辽称宋为“南朝”，宋称辽为“北朝”，礼部坚持必须改为“辽国”与“大宋”，连边境贸易都因这种名分之争多次中断。

枢密院虽然倾向于“暂置礼仪之争，以保障边境安稳”，但在礼部坚守“祖制”的压力下，无计可施。

于是，礼仪外交与军事务实之间的冲突，不断消耗着宋廷对外博弈的效率与耐力。

雪上加霜的是，大宋还缺乏专职的外交使节体系。

历次遣使，多是临时差派官员兼任，使节的专业性与经验往往不足，甚至在一些关键场合闹笑话。

靖康年间，郑望之奉命使金，因不熟悉女真的宫廷礼仪而遭对方当众讥笑；

神宗时期，馆伴使苏轼曾私下允诺辽使增加边境榷场数量，却被枢密院认定为“泄露经济情报”，当场推翻，引发辽方强烈不满。

临时使节的另一隐患在于，—个人意愿容易左右国家政策的执行。

一旦使节与对方私交甚笃，或者贸然作出承诺，就可能导致朝廷立场被动，甚至陷入被逼履行的困境。

枢密院、兵部、中书省，各有权柄，军事议和、边贸榷场、藩属册封、礼仪争议、文书往还，全都分散在几个衙门手里。

枢密院掌握军事外交，动辄主张务实；

礼部扛着“体面”与“祖制”，容不得半点让步；

兵部又插手边贸协作，事事掺上一脚；

中书省更是各方平衡的枢纽，不表态反成拖延之源。

在这样的背景下，崇祯敏锐地意识到。

这种多头管理的弊病，若不革除，哪怕火器营打赢眼下这几仗，也终究不能使得国家利益最大化。

若要与辽、金、西夏等强邻周旋，若要让外交成为军事的助力而非掣肘，必须打破旧制，将对外事务的执行权集中于一处，去掉多部门扯皮的弊病。

为此，崇祯心中早有腹案。

将外交权尽量集中，至少在执行层面如此。

礼部依旧在名义上总揽，但必须有一个专一的衙门，日常只干外交，能马上应对变局，有决断、有执行力。

鸿胪寺，这个本属礼部下的衙署，自古便掌接待外国使节、办理朝贡典礼。

它懂程序、懂礼节、懂待客，也有独立的馆伴体系。

若予以实权，为专司外交的中枢机构，赋予其独立运作的权限，不必在枢密院、兵部、中书省之间兜圈，就能大大提高反应速度。

自此，鸿胪寺的职责将不仅仅是迎送宾客的礼宾衙门，而是统筹全年外交事务的实务机构。

而作为寺卿的人选，必须机巧、厚脸皮、能说会拖，最好还有点无赖气。

这些品质，放在庙堂是短板，放在外交战场反而是武器。

王伦，恰好合用。

崇祯没有把这些打算告诉任何人。

朝局需用人，而谋划到了用人这一步，便不必多言。

皇帝的底牌，别人不必知，甚至被用之人自己，也不必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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