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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一男一女两位晚报的年轻记者，在“民众旅馆”的一个房间里，对一对儿来自大上海的夫妻进行着神秘的采访。
“民众旅馆”是小小的私营旅馆，只有十来个简陋的房间，却有三四块大而醒目的招牌，分别立在几个路口。靠了这些招牌上的红色箭头指引，想找到它的人才能走过几条热闹的街道在一条僻静的胡同里发现它。那一对儿来自大上海的夫妻住在这么一个小小的旅馆，想必自有他们的种种考虑。
那丈夫，四十来岁；那妻子，三十七八岁。他们穿得都挺体面，气质也都不俗，他们包了一个房间。
两位晚报记者比他们年轻得多。男的，二十五六岁；女的，二十三四岁。
一张破旧的桌子摆在两张单人床之间。那对儿夫妻并肩坐在一张床上，两位晚报记者并肩坐在另一张床上，桌上放着一台小型录音机。
采访似乎刚开始不久。那当丈夫的向男记者敬烟。男记者并不推拒，吸了两口，问：“那么事实应该是这样的啰——孩子根本不是被你们抛弃的，是求人照看，因为当时火车站混乱，你们找不到替你们照看孩子的那位解放军了，对不对？”
那丈夫赶紧附和：“对，对！就是这么回事！”
两位记者对视一眼。男记者又问：“那么，为什么不让车站的广播处广播一下呢？”
“嗨，当时火车站那种混乱情形，你们是想象不到的！广播处关着窗，关着门，广播员早不知躲到哪儿去了！”
那丈夫说起话来，表情丰富，绘声绘色。相比之下，那妻子沉默多了，倒好像孩子不是她生的，是她丈夫生的。而男记者感兴趣的，分明是那丈夫；女记者感兴趣的，分明是那妻子。
女记者问她：“请您再详细说一遍当时的某些细节，比如您将孩子交给那位解放军同志时，是要去干什么？”
男记者说：“对，细节很重要。那就请您再详细说一遍吧！这有助于我们帮助你们，使孩子顺利回到你们身边。”
“这……上厕所……”
“你当时在不在你妻子身边？”女记者突然将脸转向那丈夫，出其不意地发问。
“在！我不在我妻子身边还能在哪儿？”
“那么你为什么不将孩子交给你丈夫呢？”女记者的脸又迅速转向了那妻子，目光盯得对方低下了头去。
“是啊，你为什么不将孩子交给你丈夫呢？”
“我……我……”
那妻子抬头看了两位记者一眼，继而看看她的丈夫，似有难言之隐，复低下头去。
“光她需要上厕所，我就不需要上厕所啦？我当时也急着要上厕所嘛！”那丈夫站了起来，感情冲动地在所余有限的空间来回走。
男记者说：“别冲动。这不过是一些细节问题，无关紧要，想询问清楚是我们的职业习惯。”
女记者对那丈夫笑了笑，继续问：“我还想知道那孩子属什么的以及出生年月日。那孩子胸前有片痣您记得吗？手掌一般大，是这种形状的。”女记者说着，用笔在小本上画。
那丈夫瞅着，说：“当然记得。我当然记得！我的儿子嘛，连这么明显的标记我还能不记得！可你们为什么总纠缠这些细节？我们是孩子的生身父母，我们当年不是抛弃了孩子，是失去了孩子！你们如果真有诚意帮助我们，就敦促收养孩子的人来见见我们好了，其他的一切事不劳你们费心……”说着又坐到妻子身边，用一条手臂搂住妻子的肩，在两位记者面前摆出一副“恩爱夫妻”的姿态。
两位记者又对视了一眼。
不料他的妻子将他的手从肩头上推下去了，说：“你满口胡言乱语。孩子胸前根本没有什么痣……”
忽然她伏在桌上哭了：“我不来你非逼我来！不是你的骨肉，即使归我们了，你能爱他吗？”她难以抑制地哭着，再也不抬起头来。
两位记者和那当丈夫的，三双眼睛久久地互相凝视着。
“是的，我不是那孩子的父亲。”那丈夫相当之镇定地承认道，随即又站了起来，又在有限的空间走着，一只手叉着腰，另一只手挥舞着，“但我现在是她的合法丈夫！”一指他的妻子，“你哭什么？有什么可哭的！孩子，我们也是可以不要的。但我们不能在没有任何条件的情况下不要！人性必将站在我们的立场上！生身母亲的权利必将站在我们的立场上！你们总不至于怀疑她冒充那孩子的母亲吧！”
那妻子哭得更悲哀了。
两位记者默默地瞧着那丈夫，目光中都流露出了鄙视。
“他们抚养了别人的孩子，他们获得了社会的赞美。这对他们已经是一种补偿了！可我们呢？我们失去了孩子，却什么也没有得到，这公平吗？我的妻子，她肚子里怀了那孩子十个月！她为那孩子经受过生育的痛苦，难道她无权获得某种补偿吗？”他的话戛然而止，因为有人敲门。
他脸上那种既坦白且无赖的表情，他眼中那种既贪婪且无耻的眼神，倏忽间便全部消失了，消失得非常之快。一种仿佛具有良好教养的气质，又归复到了他身上；一种仿佛高尚的表情，又归复到了他脸上；一种仿佛磊落的眼神，又归复到了他眼中。归复得非常之快，他整个地倏忽间变了，彻底变成了一位正人君子。他犹豫片刻，从容不迫地开了门。
门外站着一男一女两位中年人。
男的问：“您贵姓？”
“免贵姓韩。”他矜持地回答。
“从上海来的？”
“不错。你们是……”
“我们是晚报的记者，你们的信我们收到了。”
女的说：“我们晚报对这次采访很重视。这是我们记者部主任。”
“十分感谢！”他将他们请了进来，望着已先到一步的两位“记者”，冷笑道，“他们也是晚报的记者，你们不需要我互相介绍吧？”
两位冒充的“记者”不禁缓缓站了起来，不知所措……
十几分钟后，一位附近派出所的民警被服务员诚惶诚恐地引入了这个房间，早有一些住客拥挤在房间门口看热闹。
那位妻子似乎比两位冒充的“记者”更加尴尬，身体朝向一隅，低低地垂着她的头。
四十多分钟后，姚玉慧出现在附近的派出所，见她的妹妹和未来的妹夫规规矩矩地贴墙站着。妹妹对她做了个鬼脸儿。
“姚主任，您请坐。”那位民警对她相当客气，“咱们见过一面。您忘了上次您陪夏律师来了解过一桩民事纠纷案吗？”
她点点头，表示没忘。
“他俩冒充记者，进行非法的所谓采访。”对方指了指她的妹妹和未来的妹夫，“还说他们是离休的姚市长的女儿和女婿。我不敢相信，也不敢不信，更不敢贸然惊动姚老，所以呢，就用电话把您给请来了。”
她不无惭愧地说：“他们确实是我的妹妹和我妹夫。”
“那就简单多啰！”对方拉开抽屉，取出录音机放在桌上，轻描淡写地笑道，“这也不算什么大不了的过错，姚主任您看，是不是就带他们回去吧？您工作也挺忙的！”
“好的。我替他们向您保证，今后再也不做这样的事情，给您添不必要的麻烦！”
她站了起来。
对方也站了起来，客客气气地送她，从上衣兜掏出“记者证”欲还给她妹妹，想了想又揣进了衣兜，说：“伪造得还真不错。你们就别要了，留在我这儿吧。啊？”并且拍了拍她那未来的妹夫的肩。
离开派出所，她不理两位“记者”，径直向自己坐来的小汽车走去，他们逍逍遥遥地跟随她身后。
她在车旁站住，转身瞪着他们，声色俱厉地说：“你们怎么不冒充市长和市长夫人玩？哪一天把你们逮捕起来我才高兴！”
“姐，你别生气嘛！”妹妹满脸功大于过的得意，将录音机朝她一递，笑模笑样地说，“我们也是为你那位兵团战友吴茵摸摸对方的底牌嘛，你这两天不是一直在为她的事儿分心吗？又要替她请律师又要帮她打官司的！带回去听听，有大大的参考价值！”
她的表情有所缓和，夺过录音机，喝道：“上车！”
在车内，她迫不及待地听起了录音。
坐在车后座的她的妹妹和未来的妹夫更加得意，她在他脸上啪地亲了一下……
当天晚上，姚玉慧、夏律师、姚守义、严晓东、吴茵和徐淑芳，聚在徐淑芳的客厅，一个个侧耳聆听那盘录音。
“太无耻了！”姚守义拍案而起，“宁宁明明是被遗弃的，如今他们倒说是丢失！早知如此，当初王志松就不该将宁宁抱回家，而应该让那位解放军往失物招领处送！”又一步迈到夏律师跟前大声说，“夏律师，您一定得帮我们打赢这场官司！这不是吴茵一个人的事！这是我们几个……”
夏律师“嘘”了一声，他只好忍气回到他的座位上去。
严晓东坐在他旁边，似听非听，吸着烟，翻着《大众电影》。
姚守义劈手夺过，将它从敞开的房门扔进了卧室。
听完录音，几个当年的兵团战友面面相觑，最后都将目光射到了夏律师身上。
姚玉慧说：“老夏，这种事儿你经验丰富，你认为我们……该怎么办？”
夏律师却望着吴茵问：“你丈夫怎么没来？”
“他……工作忙……”吴茵低下了头。
徐淑芳替她解释：“她丈夫最近当了局党委秘书处处长，工作很忙很忙。”
夏律师望着吴茵追问：“那，他是怎么想的呢？”
吴茵不得已抬起头，忧心忡忡地说：“他和我一样，也是很爱宁宁的。”
这时，门被无声地推开了一道缝，宁宁正欲挤进来。一只手将宁宁拽开了，曲秀娟的声音在门外说：“宁宁，你再跟几个小阿姨到院里去玩会儿，啊？你妈妈正和大家谈重要的事儿呢！”随即自己进来，将宁宁关在了门外。
她找了个地方坐下后，环视着众人，最后盯着严晓东问：“刘大文搬你们家里去住，两位老人没不高兴吧？”
“什么？”始终闷声不响地吸烟的严晓东抬起了头，莫名其妙地问，“干吗往我家搬啊！”
他觉得和大家相比，他是个说话最没意义的人，所以他不愿发言。如果不是曲秀娟那句话使他莫名其妙，他很可能从始至终不开口。
姚守义赶忙接过话茬：“我昨天晚上不是在你家对你讲了吗？刘大文家是拆迁户，暂时先住你家一段日子……”
“你昨天晚上根本就没对我讲这件事！”严晓东火了。
“是吗？我真没讲？那也许是我忘了。”
“你小子还也许！”严晓东怒冲冲地站了起来，跨到电话跟前，抓起来就往家里拨电话，“妈……我是晓东……我知道，我知道，忘了跟你和我爸打声招呼了……让他们住客厅里吧，客厅宽敞些……东西不少？那就随便他堆，随便他摆吧！是我当年的兵团战友……好人！妈你千万相信我，是绝对的好人！跟我爸爸好好解释……千万压住他的火……”
他放下电话，狠狠地瞪着姚守义。
姚守义抱歉地挠挠头说：“要是又惹你老头子不高兴了，你也勉强……”
“哼！一卡车东西都卸下来了！诸位失陪，我得立刻回家照应照应！”说着往外便走，走出门外又返身对吴茵说，“他们都是比我高明的人，让他们给你出主意吧。有用得着我这个低下人物的地方，告诉我就行！”
“哎，我派车送你！”徐淑芳起身阻拦，但他已噔噔噔跑下楼了。
曲秀娟对姚守义责怪道：“你看你办的什么事儿！”
姚守义红了脸笑笑：“没关系，随他去。”
姚玉慧说：“咱们还谈正题吧！”
好像在这种情形下，她的身份依然是办公室主任或教导员，是在由她主持召开一次特别会议似的。而奇怪的是，不惟姚守义他们，连夏律师在内，也都分明受着某种习惯心理的约束，不言而喻地认同了她的资格。
夏律师默默地向姚守义讨了一支烟，吸几口后，深思熟虑地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诉诸法律。因为一位生身母亲希望儿子回到自己怀抱的要求，无论孩子当年是被她丢失的或遗弃的，无论是在中国或外国，都将受到普遍的同情。对方的丈夫说得一点儿没错，人道、人性和法律，不可能不站在生身母亲的立场上。谁都有权严厉地谴责一位生身母亲遗弃儿子的做法，却谁都无权阻止一位生身母亲希望儿子回到自己怀抱的要求。”
吴茵打断夏律师的话，急切地说：“我绝不奉陪对方上法庭！我绝不让宁宁站在法庭上，面对两位母亲进行选择，那太伤害孩子的心灵了，他才六岁！如果真把我逼到了这一步，我……我就让他们把宁宁带走好啦。”她哭起来。
徐淑芳便起身坐到她旁边，搂着她肩膀，用无言的亲密安慰她。
“有了！”姚守义忽然大声说，“我有一个高招了！明摆着，他们来认孩子是假，来敲诈才是真正目的！吴茵辛辛苦苦将孩子抚养到六岁，还要受敲诈，如果让对方的目的实现，这世道也太他妈的不公平了！干脆，吴茵你明天就把宁宁给他们送去，把球踢给他们，看他们如何？！这叫反‘将’一‘军’！”
曲秀娟点点头道：“这也不失为一个方案。”
夏律师也表示赞同地说：“在迫不得已的时候，可以考虑这一方案。”
“宁宁不是球！”吴茵却坚决反对。她抬起头，泪流满面地望着大家，“你们谁也不必替我考虑了！我什么都能忍受，可你们得一心一意为宁宁着想啊！那样做了，受伤害的还不是宁宁吗？……我求求你们再为宁宁想出一个不受伤害的好办法吧！”
“吴茵，别急，守义他不过是快人快语，你别见怪。”徐淑芳掏出手绢替她擦泪，一边说，“我也认为这不是一个什么方案，根本不值得考虑。我们明明知道对方的目的不在于孩子，怎么能把宁宁推给他们呢？万一这一‘军’把他们‘将’得别无选择，不得不把宁宁带走，宁宁从此摊上那么一位继父，今后不是太不幸了吗？”
姚守义发窘地嘟哝：“是啊，这的确不是一个好方案。”
夏律师又说：“依我看，应该和对方进一步接触接触。吴茵先不要出面接触，因为你必然会感情用事……”他将目光落到了姚玉慧身上：“小姚，你出面最合适。你处事冷静，当年又是一位教导员，你会知道有些话怎么说才更好。”
姚玉慧用征询的目光一一望着大家，见包括吴茵在内，都默默地对她表示着一种莫大的信任，便不无几分自信地说：“行。”
…………
第二天晚上，他们又聚在了一起。只有夏律师因为爱人生病了没来。严晓东仍一言不发地坐在一个角落闷头吸烟。
姚玉慧“出师不利”，对方根本不对她这位当年兵团的教导员怀有任何敬意，几句不礼貌的话就将她顶走了。
姚守义发了一通事后诸葛亮的言论，认为推选姚玉慧去接触对方，是极大的策略上的失误——一位当年的兵团教导员，不引起两个当年的北大荒知青的逆反心理才怪了！
姚玉慧自尊心受损害，默默坐了一会儿，借口有事讪讪告退。
他又推选徐淑芳做吴茵的代理人，扳着手指列举了徐淑芳做代理人有利的几个方面，其中一条就是：她也抚养过宁宁，同时具有当事人的双重身份……
徐淑芳表示愿意。
他毛遂自荐，说可以陪同前往。
曲秀娟说：“算了吧，多一个你莫如多一个我。你去了，还不三句话后就捋胳膊挽袖子呀！”
…………
第三天晚上，他们又全体聚在一起。
徐淑芳和曲秀娟也同样“出师不利”。对方根本不屑于看在什么兵团战友的情分上跟她们谈，连房间都没让她们进。
跻身另一代人之内的夏律师激愤起来，他本是由于姚玉慧求他才来的。职业导致他是一个非常之理性的人，即使在法庭上慷慨陈词滔滔不绝能言善辩的时候，他也是一个非常之理性的人。
如果让他选择，他倒宁愿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替一个当年抛弃了儿子而如今又想要夺回儿子的母亲辩护。他认为“物归原主”这句话用在母子关系方面天经地义合情合理。当姚玉慧第一次向他讲述这件事时，他的同情就给予了那位从上海远道而来的母亲，留给吴茵的只是理解。他甚至打算在必要的时候，对吴茵晓以大义，同意宁宁的生身母亲将宁宁带走。但在几次接触中，吴茵对宁宁那种无私的爱深深打动了他，对方另有所图的可耻目的使他产生了鄙夷。亲眼见这些比他小十来岁的男人和女人被对方逼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他倒决定要替他们打一场胜负难测的官司。
“这太岂有此理！”他说，“现在我主张诉诸法律。吴茵，你要正式请我做你的律师。至于孩子，我一定竭力避免法律伤害他幼小心灵的事情发生。我一定要在这场官司中，让那两个男女一无所获，狼狈而归。否则我不当律师了！那一盘磁带呢？从今天起由我保管吧！”
姚守义一拍大腿：“对！有夏律师帮咱们打这场官司，准赢！”
吴茵却低头不语。
姚玉慧、曲秀娟、徐淑芳无言地期待着吴茵开口。
大家一时沉默。
“磁带呢？磁带放在哪儿了？”姚守义到处翻找那盘录音磁带，见严晓东正拿着它摆弄，夺下生气地说，“瞎摆弄什么！你哑巴了？这事儿与你无关啊？连个屁都没听你放过！”
严晓东站起来说：“你们当厂长的，当主任的，都被人家碰得鼻青脸肿的，我一个‘二道贩子’还能帮上什么忙啊！”
说完，他竟走了。
曲秀娟便责备姚守义道：“你怎么可以对晓东那样？他根本不是那种袖手旁观的人！”
姚守义不认错儿地说：“正因为他不是那种人，我见他连个屁都不放才生气！”
徐淑芳劝解道：“刘大文带着两个女儿搬到他那儿住去了，准把他麻烦得够呛。我们也实在不能指望他帮多大的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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